2021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間，房產公司向陳某發放的工資，除基本工資每月5579元外，還有月度績效、工齡費、交通費、通訊費、年終獎金等相對固定項目。其中，房產公司于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期間每月發放回籠獎金約5000元（2022年6月后未發放），于2022年1月向陳某發放2021年年終獎金109110元，于2023年1月向陳某發放2022年年終獎金10887元。
2022年6月起，房產公司以“業務外包”為由與陳某協商解除勞動合同，建議陳某將勞動關系轉至外包公司。2022年9月23日的談話中，房產公司要求按照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期間的平均工資確定補償金標準。
陳某表示，同意協商解除勞動合同，但要求以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期間平均工資確定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標準。
2022年10月起，房產公司停發陳某月度績效、交通費等相對固定項目報酬，僅向陳某發放基本工資每月5579元。
2023年4月28日，陳某以房產公司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為由，被迫提出解除勞動合同。經勞動仲裁處理，雙方仍無法達成一致，陳某遂起訴要求房產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375631元。
房產公司認為，經濟補償金應以陳某離職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為基數，故其僅需支付經濟補償金221518元。
房產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訴。
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：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綜合上述因素，法院認為，涉案解除勞動合同關系補償金不應以陳某離職前十二個月（即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）的平均工資為基數，而應以房產公司惡意拖延磋商前十二個月（即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）的平均工資為基數。